原标题：跨越文坛和影视艺术——作家、导演、编剧江浩访谈录
　　江 浩（作家、导演、编剧）
　　满族，1954年出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2年就读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创作研究班，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任专业编剧；1986年入北京电影学院高级编剧班就读，毕业后成为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导演。
　　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先后在作家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人出版社、群众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青海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华艺出版社、香港文雅轩影艺出版社等十几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有：《江浩文集》四卷，报告文学《血祭黑河》《在北美洲的困惑》《叛逆天才》（上、下集），长篇报告文学《昭示：中国慰安妇》《盗墓揭秘》《与盗猎者同行》，长篇纪实《闯荡美利坚》《穿行荒原》，长篇特写《穿越铁幕》，长篇散记《西藏，世纪末的探望》《与狗同行——扎鲁特荒原笔记》，短篇小说集《废墟里的轶闻》，中篇小说集《走出古墓的人》，长篇小说《盐柱》《危险辩护》《草原外史》，人物传记集《强行曝光：中国影坛六匹黑马》等。
　　图·巴特尔（作家）
　　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调研员。
　　跨越文坛和影视艺术
　　作家、导演、编剧江浩访谈录
　　文 / 江浩 图巴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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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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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开门见山吧，您是一个直爽的人。我注意到媒体在形容您的时候常常使用这样的一个词组——“草原流浪儿”，我和很多读者都很好奇，您的少年时期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江浩：直说吧，少年时期我的家庭破裂。20世纪50年代，我父亲是扎鲁特旗水利发电站站长，有点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有着知识分子的迂腐，有着文化人的清高，也有着人性中的怯弱。但他是一个非常善待部下的领导，是个受邻居欢迎的电工，也是一个辛勤持家、黄牛般忍辱负重的父亲。不幸的是，我母亲在生下我们兄妹五个后发生外遇，和一个薛姓卡车司机产生私情。在我11岁时，薛司机和我母亲为生下两个人通奸的孩子，用20元钱雇了一个女人，让她拦住在通辽开会的父亲，说有件事情要告诉他，憨厚的父亲便跟着她走到路边树下。这时薛司机安排的人一涌而上，说我父亲“搞破鞋”，并把他连推带搡地扭送到明仁派出所。那时“文化大革命”前期秩序还没有太乱，民警问“搞破鞋”得一对儿啊，女的呢？这时这群人才发现雇的女人拿钱早溜走了！再问捉奸地点，民警一挥手“出去出去”，不管了。我母亲得知派出所沒受理，便唆使薛司机冒充公安机关人员，使用旅馆电话给扎鲁特旗造反组织群专打电话说：佟凤阁在通辽“搞破鞋”被警察抓住了，审讯完释放回你们那里了，你们要严肃处理这样的走资派！我父亲刚刚回到发电站就被造反兵团抓走了。别人告诉我大街上游斗你爹呢。我问犯什么事?他们只说了两个字：“破鞋”！从此，我在扎鲁特旗再没有抬起过头，我的驼背有人写采访说是多产作品造成的。今天，说实话是自卑造成的。你让一个11岁孩子昂首挺胸对待整个小镇的异样的目光、鄙视的语言，是不是有点苛刻呢？我跑到大街上看到父亲一脸血污，头上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一双破胶鞋，被造反派押着游斗，从此这个社会不再容纳我们了，我们被孤立、被排斥、被抛弃，只有被侮辱被损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破鞋”二字异常反感！这样，我父亲被关进监狱，我母亲顺利在家里生下私生子！不知道什么原因，生育过五个孩子的母亲出现产后大流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鲁北医院大夫们推诿有别的事情一个个都不上门来救护！没有办法，我只能听从母亲指示到菜园子割来一捆捆向日葵叶子垫到她身下，换走血污的向日葵叶子！后来，薛司机来了，也不知道带来什么药吃了，才算勉强止住。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也就行了。但我母亲和薛司机又趁父亲在监獄时合谋携财私奔去乌兰浩特过同居生活。我们哥仨早在左邻右舍好心的叔叔婶婶口中知道了父亲入狱的原因及他们不正常的关系，我们哥仨坚决不让母亲带走家产。于是母亲破天荒地给我们做了一顿肉馅包子！这对于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我和小弟弟，想都没想一口气全吃下去了！等到我和小弟弟醒来时已经在医院的急救室里，病因是服用过多的安眠药片！若不是大弟弟当时生疑，没吃包子，借口有事离家，回家后发现值钱的东西都没了，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躺在炕上怎么叫也叫不醒，警觉地报警找大夫急救——这个世界上将会就此抹去四条人命——一对未成年的哥哥和弟弟，一对因奸情毒杀亲生子的男女！从此，我的母亲和她的情人私奔到乌兰浩特开始了七年的姘居生活，我的父亲戴着“作风败坏”罪名蹲在大牢里。我别无选择，在没有一分钱支援的情况下，领着弟弟妹妹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少年生活！
　　我个性好胜，不允许我们的人生遭人污辱和践踏，小学四年便退学了，跟着大人们在草原上东奔西走，赚辛苦钱。当时一些吉林老客来扎鲁特买牛马羊群，我跟着几个大人把这些牲口徒步从扎鲁特赶到通辽市，头儿负责赶马，骑着马打前站，我人小脚力慢，负责赶羊群，一边赶一边放羊吃草，一走就要走二十多天，风餐露宿，什么事儿都遇见过。后来去小兴安岭挖药材，离家远，人小，受尽欺侮，但也敢于报复。流浪生活万般苦，但也给了我一个好处，就是培养我男人的性格，有时被别人打得一脸狗血，有时把别人打得头破血流。这种崇尚暴力解决问题的个性，在少年养成。当时弱肉强食也只能如此，因为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用今天的话来说：丛林法则。
　　童年和少年时期，心灵受到无法承受的污辱和歧视，但我仍旧自得，因为，我获得比同时代人更多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坚定一种信念：这些生存苦难和精神损害都挺过来，再往下活还怕啥？而且，在屡遭人格践踏下，生岀一种志气：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定做出个样子给你们看，我肯定会比你们强！事实证明，我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我过早地积累了与社会底层人相处的经验，这也是为何在我的作品中屡屡出现形态各异的底层人的原因。我非常熟悉他们的善良坦率，也能看穿他们的势利猥琐，我太懂他们的内心世界之光明与阴暗产生的原因，以及处世原则里圆滑自保的由来。因为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作品中的一些离奇事件、人物，读者或观众可能会说“编得有点儿离谱了吧”，但事实上，我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来源于真实的。只是因为我的人生经历太离谱，见惯了为别人此生不得见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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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你的少年遭遇，这是首次披露吗?
　　江浩：是的。我准备去国外住一段时间，开始写我的回忆录。目前，搜索材料核实真伪已进行三四年。所以，很快就会再现全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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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作家的创作风格、创作内容，是早就由他的成长经历决定了的。在您的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扎鲁特草原这个大的背景，以及当地蒙古人在不同时期的性格、生活、思维哲学。扎鲁特是您的家乡，展现地域特色理所当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您对蒙古族群的写作视角并非是外族群的旁观者视角，而更像是本族群的自我讲述。比如您在多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蒙古人狩猎方式、方法的精通，我想甚至超越了多数蒙古人，而且听说您还能说流利的蒙古语，但您本人并非蒙古族。请问您在写作过程中是怎样去除旁观者视角的？
　　江浩：15岁的时候我被当成“社会青年”遣送到扎鲁特旗乌力吉木仁公社查布嘎吐大队改造，这个大队的成员都是蒙古人，打猎对于当时当地的蒙古人来说，是本能也是家常，我与他们共同生活多年，与他们一起捕猎、围猎，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外面人根本想不到的狩猎本领。狩猎不只是猎杀，猎杀只是个结果。狩猎实际上是一门大学问，是无数个猎手跨过岁月传递下来的方方面面的技能、经验，比如会狩猎你要先会观节气、观天象、观地形；会判断、会应变、会自保；会选器、会造器、会装备自己，当然还要谙熟不同猎物的习性、懂得猎伴之间的游戏规则……这些都是必须通过实践才能逐步验证、习得的。狩猎是培养男性威猛心灵的课堂。也是教育你尊重团队配合与分工的课堂！男人的性格和道德，在猎场上得到冶炼和升华！同时你也学会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动物提供的肉食深怀感恩！
　　我没有旁观者视角是因为我不是旁观者，我是亲历。所以才能将狩猎、将草原、将蒙古人与他们的生活、变迁写得真实、详尽、动人。当时我学习狩猎是为了生存，我的打飞狩猎记录至今在当地仍旧无人打破。而现在，纵观我的创作生涯，狩猎，已是我的创作关键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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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猎场札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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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比如您的电影剧本处女作《猎场札撒》，后来被田壮壮导演搬上了大荧幕，成为中国最早的“探索影片”代表作之一。我看到国际电影大师伊文思对《猎场札撒》有这样一段评价：“不论是编剧江浩还是导演田壮壮，还是摄影侯咏、吕乐，作曲瞿小松，都是一群富有创新精神而且勇于探索的青年艺术家；这部电影在中国出现，预示中国新时期的电影将从此开始，这里程碑式的成功，给中国电影发展带来崭新的前景，我们有完全的理由期待着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
　　江浩：《猎场札撒》是我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任编剧时的创作，拍成电影后反响很强烈，当时还代表中国参加了世界顶级的各类电影节，出访北美，使内蒙古的电影作品与时代电影同步进入世界电影思潮的行列。正如伊文思所说，这是一部里碑式的作品，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对这部作品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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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片子给你带来很多荣誉，也为第五代电影做了开篇。那么这部电影对您后来的创作有无影响呢？
　　江浩：当时我也带着这部片子，代表内影厂参加了很多国内的影展和研讨会，代表中国电影参加了国外的一些电影节。这个过程中我借机对《猎场札撒》进行了无数次的回视、思索。后来我将所谓的“探索影片”这一现象，联系国内外文化思潮，借鉴国外先进的电影理论、电影成果，发表了大量的电影评论，作出了对当时中国电影的批评与展望。后来我也用自己导演的电影去印证或拓展了我自己的电影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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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这部电影送审时遇到阻力，还未上映便几近夭折。后来时任自治区主席的布赫，亲自前往电影厂标放厅观看后一锤定音，你和田壮壮才抱上拷貝赶上火车进京送审？
　　江浩：是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布赫主席亲自观看，一锤定音，也就不会有这部电影了！布赫主席是作家出身，他一眼就看出我们不仅改写了中国电影产品的僵化形式，也突破了传统的叙事结构，而且内容与人物都跳岀三突出的旧格局。他是非常支持这种探索的。关于肯定这部电影的现场讲话新华社发了通稿，后来这部电影成了带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领军作品之一。布赫主席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谈到这部电影和我，有些自豪。当然，我们几个主创人员也没辜负他的支持与厚爱，几年后，我又编导出上下集电影《烈火金刚》，其他主创也都先后独立完成在国内外影坛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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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狩猎，给了您很多荣誉：一部狩猎电影，《猎场札撒》，国际出名。一部文学作品，《与盗猎同行》，世界获奖。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文学创作又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个文学理论在你的身上再次得到了印证。
　　除了“狩猎”这一创作关键词，您还有非常广阔的创作对象。您给读者的一个鲜明的感触就是：您的每部作品都会重新树立一个风格。如果隐掉作者信息，让人来读您的所有作品，他们绝不会相信这些作品出自同一位作家的手笔。
　　江浩：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像莫言、苏童，他们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风格是延续的。他们根据自己的成长历程，用各具特色的笔力，用一部接一部的作品持续重建出心中的高密盆地、枫杨山村。而我不同，因为我的成长历程本来就是游荡的，破碎的，这使得我无法用持续去构建断续。对于我来说，没有比“每部作品都会重新树立一个风格”更带劲的夸奖！我本身也希望自己的风格是多变的，在作品中重复自己是没有生命力的。我的属相是“马”，我不愿意死守在一片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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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您写作对象的范围之广已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您一共出版了近30部作品，这些作品除了写草原生活、狼与犬，还写过慰安妇、盗猎者、间谍、警察、律师以及名噪一时的第六代导演群像，并且从这些作品中也显露了您对生物、历史、军事、政治、外交知识的娴熟，以及对这些特殊人群或行业深层次的了解。
　　江浩：我总是对未知领域充满探索的热情，那种探索欲望甚至是迫不及待的。当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一个历史问题引发了我的兴趣后，我会无法自控地用全部的精力灌注这一兴趣，一口气儿完成搜集、学习、挖掘、研究、解构的过程，然后用我熟悉的方式——写作，摆出我的认识和结论，说出我想说的话。
　　拿长篇报告文学《昭示：中国慰安妇》来说，调查慰安妇问题是当时国家相关部门给我立的任务。当时日军侵华的史料非常多，但是与慰安妇相关的资料凤毛麟角。为了能够真实地反映问题，我走访了多半个中国，辗转南北，查阅地方志，搜寻民间资料，循着微弱的线索辗转找到尚在人世的一些曾受日军欺凌的慰安妇，为保护她们，进行了秘密走访，结果求证了大量的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当时这篇报告文学一完成，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的轰动是难以想象的。从那以后，这个问题被摆上了台面。学界开始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挖掘，一些深受触动的民间人士开始为慰安妇发声、告状、求偿，民众纷纷为这些受难妇女叫屈，日本方面也有一些老兵作出了忏悔和证实。从此慰安妇这个敏感的历史问题，才公开浮出水面。
　　对其他的写作对象也一样。尤其是剧本、报告文学的创作，每写一个群体，我首先要吃掉大量的专业知识，嚼碎成千上万的案例，然后要找业内人士讨教，在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还要参加他们的日常工作、集体行动。跟警察在一起，警察觉得我是搞刑侦的；一讲起间谍故事，别人都觉得我是安全部的。搞创作我绝对不会闭门造车，我要的就是再现真实。将所遇所悟的生活现象升华、提炼出来，再将每一个细节复原成艺术上的真实，这样，这部作品才可信，才能引发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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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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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作品中还有大量的游记，包括青海塔尔寺、敦煌莫高窟、新疆、西藏、美国广阔的大陆以及欧美很多有代表性的国家。
　　江浩：是的。我从来都不是个安分人！这可能和我的流浪天性有关。我始终认为行万里路要比读万卷书的意义更深遥，所以我一直都让自己在路上。另外，书上得来的都是别人咀嚼后的东西，我不想拿此当人生早餐，我更愿意自己动手，即使做成夹生饭，我也是自己动手动脑得出自己的结论。那样，真实，不仅仅为了艺术上真实，也是为了人生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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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来，您的《在路上，相信自己》《西藏：世纪末的探望》等书中有大量的荒野生存技能、自驾技能、自救技能，这些荒野技能也都是您通过亲身经历总结出来的吗？我知道这些作品直到现在还被许多年轻人当作荒野冒险、户外运动的圣经。
　　江浩：1989年我就走完了青海、甘肃，徒步穿越了新疆；20世纪90年代初我组织了一支男女混编的作家编辑队伍横穿了内蒙古的两大草原；在西藏还蒙着神秘面纱的时候，我就先后两次自驾车进藏，经历过很多生死瞬间，率先领略世界第三极的神奇壮美。我每次出行的时间、路线、装备都是自己通过预先推演之后精心设计安排的。从出门那一刻到旅途结束为止，我必须一个人清醒地闻见、思考、劳作，坚强地面对突发事件、变故、灾难和内心的动荡与摇摆。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体悟，内心世界才能有所雕琢。这不是简单的采风就能得到的。集体采风恐怕只适用于写专题，而非搞艺术创作。而我的荒原技能就是从这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中摸索、积累出来的。所以这些作品才有这样的生命力。至今依然有年轻人拿着这些作品找到我，与我探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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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角度看，您是个实用型作家。那么您行走国外又是怎样的契机呢？
　　江浩：行走国外往往是文化邀约。美国是我90年代初受邀去林肯中心拍片之余，以一个行者的身份走完的。只有抛开身份与来历的行走，才能见识真东西。美国是否是一些人口中的万恶之首，是否是一些人口中的人性天堂，我需要自己去找答案；20世纪初，我受邀成为德国柏林的驻市作家，除了在哥德学院讲学，我又走访了德、英、法、意等一些欧洲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和国家；2010年我受邀去台湾讲学，又一个人行走了台湾南北，旅行社和陪同都推了，去了很多只有台湾当地人才去的地方，把自己扔进了台湾人的日常生活。我要的是哪怕短暂的融入，绝不要走马观花。独自看世界，你才知道世界在你心里。跟一群人走，世界就在别人的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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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国外的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江浩：主要是给了我跨文化的创作视野。当有了跨文化的比较思维之后，反过来回看我的来路、我的去处、我的创作，我会有更清晰冷静的思考与认识。对我的写作对象，我也会将其置入更大的全人类背景下去分析。我们很多时候是做井底之蛙，有人扯片云彩盖住井口说天黑了，我们很容易就信了。我们这个民族不能再为人类贡献出开拓性的技术产品和精神产品，和我们盲从与轻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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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劁者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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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内地、港台以及国外都曾出版过文集、发表过作品，相信在国内外都有您的读者，那么您与您的读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呢？
　　江浩：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吸引是很奇妙的，有点儿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意思。我的读者基本都像我一样的人——热爱生活、热爱自然、酷爱自由。我和我的很多读者都成为了朋友，后来又进一步变成文友、驴友、猎友、狗友、渔友。他们生活在地球的不同角落、各行各业，变成朋友之后，他们也会把一些生活事件和感触，不同行业的故事和规则说给我听，他们让我变得更加博闻。当然，你跟他们交往，你需要一流的自嘲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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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一部小说《劁者天下》在台湾出版，据说当时引发了岛内热议。
　　江浩：首先那边的出版商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全书52万字一字未删原浆出版，并且采用了我的原书名《劁者天下》。这本书作为“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金资助作品、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大陆同步出版，只是书名换成了《草原外史》，责编觉得我的很多描写过于直白，其实我不觉得，但是他们还是给我来了一个“删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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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这部作品是围绕着您的家乡扎鲁特草原的历史变迁展开的，囊括了100年的沧桑，对吗？
　　江浩：小说的主人公黑小劁家世代以太监阉割为业，13岁时，其家遭抄斩，黑小劁跳入护城河躲过此劫，跟着骆驼商队只身逃到内蒙古扎鲁特后翼草原，靠着家传阉人的绝技，干起骟马劁牛的行当。一度被朝廷抓回京城候斩，正逢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险些丧身火海，侥幸余生后随即又坠入情海。“九一八”前，他被侵占蒙古草原的日寇奴役；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日寇鼠疫细菌的试验品，给苏联红军做翻译，目睹溥仪被押解西伯利亚；“文化大革命”中，他从“牛棚”出走，却被定罪为越狱，险遭杀害……台湾媒体给这部小说的评价是：“题材蹊径独辟，故事荒诞但趣味十足，难入正史又绝非野史。主人公出身卑贱、性格乖戾，却善于随机应变，百年人生充满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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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故事性非常强的作品，同时像《史记》中的“列传”一样，融历史真实性与传奇性为一体。请问有没有将其搬上荧屏的计划呢？
　　江浩：目前已经有台湾影视公司在接洽。如果拍摄，我建议去蒙古国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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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卑微到劁猪煽马又被弄得焦头烂额小人物的故事。
　　江浩：这是一个小人物如何利用小智慧自保其身活下来的故事。你无须责难他，也没必要过分赞美他，其实他的一生是一点点劁煽自己的灵魂、阉割自己的雄性、结扎自己的人性的过程！但他是一个真实可信的人！不论他做了多少不能苟同的事，我们都会原谅他——因为在屡遭伤害中，他竟然生长出对异乡草原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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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作品我已经阅读了，读后我也在心中有了自己的评价——江浩用他特有的黑色幽默讲述扎鲁特草原的时代风云、命运沧桑，亦正亦邪，亦俗亦雅，为故乡记录了一部妙趣横生的江湖外史。
　　江浩：“幽默”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评价，也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个作家、作品特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要做到结构新颖、细节真实、情节感人、文字能引发读者想象，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幽默。很多国内外的评论家说中国没有作家，我不承认。但说中国没有真正幽默的作家，我倒是有八分认同。不过这个问题似乎在演进中也有所变化，新涌现出的一批年轻作家，似乎渐渐懂得用幽默的笔调去承载深重的内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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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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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提到年轻作家，请问您能否对现在的年轻作家，尤其是我们内蒙古近年来涌现的一批年轻作家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呢？
　　江浩：作家跟其他行业不一样，不是越老越有资格，而是后浪推前浪。后辈未必不如我。也有一些年轻作家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对他们的作品提出建设性意见，而我通常只是就作品本身的构造提出一些意见。世界上什么东西老了都值钱，唯有作家老了是不值钱。新的作家是适应新的时代产生的。事实上，网络文学已经将纸质文学打得落花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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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平时是否会关注一些我们内蒙古或者蒙古族年轻作家、作品呢？
　　江浩：不会的。因为，成长中的作家无需前辈关注。谁接受关注，谁就接近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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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对电影剧本写作进行探索外，你还是中国第一个拍娱乐片的导演。1989年中国电影进入转型期，被推进市场，当时电影界大多数人还都在观望，不知道如何操作。这是个阵痛时期。您先下海了。
　　江浩：当时娱乐片的概念和现在的娱乐片还有所不同，我们中国没有娱乐片制作的历史与经验，我是借鉴了好莱坞的编剧模式，创作了《西行囚车》。1989年这部片子搬上荧幕，打破了中国只拍故事片的格局，这部片子在当年的票房排行中名列中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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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您又创作剧本并与何群联合执导了电影《烈火金刚》，开创了“中国影视红色经典改编”之先河。直到现在，国家重要节日的时候中央六套依然会在黄金时段重放这部片子，而且很多现在的大腕和一线演员，如葛优、梁天、申军谊、宋春丽等都参演了这部片子。
　　江浩：其实拍的时候没想到后来会有这么多的影视人跟上了我们，渐渐把影视红色经典改编的先河走成了一条大路。后来《烈火金刚》获得了1990年的“中国政府华表奖”。中国政府华表奖是这样评价《烈火金刚》的：“以革命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了我国抗日战争……首次展现了革命的个人英雄主义，为抗日战争英雄谱又创造出一系列有人格魅力的无产阶级战士，为改编革命历史名著起到了一定成功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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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第五代电影的奠基者，您对第六代电影怎么看，现在大众普遍对中国电影失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江浩：第六代导演勉为其难。技术上比第五代成熟，思潮上比第五代混乱，态度上日趋急功近利，个人风格上东拼西凑，创作上缺少自我，模仿力大于创造力。中国电影进入一个表面繁荣的历史时期，与一个世界经济排名第二的大国地位不相匹配。总之，中国电影的繁荣时期已经过去，但中国电影的技术制作水平大幅提高。中国电影在等待一批思想与艺术上双重成熟的电影精英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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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猎场札撒》开始到今天，您已共有13部电影作品面世，约20余万字的剧本创作。主要电影作品还有《北方囚车》（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特别攻击队》（长春电影制片厂）、《雪狼和他的恋人》（青年电影制片厂）、《英雄无泪》（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古墓惊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倾斜》（中心社影视中心）、《荒原杀手》（北京电影制片厂）、《突围》（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等13部剧本搬上了电影银幕。您对影视作品的创作一直都有饱满的热情，影视界也给予了你很高的肯定，“夏衍电影剧本奖”是中国电影剧本的最高奖项了，您一人竟独得两次！
　　江浩：是的。由张建亚导演，邵兵、莫文蔚领衔主演的剧本《极地营救》获得了“2002年的夏衍电影剧本奖”；电影剧本《高原壮歌》获得了“2006夏衍电影剧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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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创造了很多个中国电影的“第一”。
　　江浩：《极地营救》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运用电脑特效合成制作的电影。夏衍电影文学剧本评委会是这样评价电影剧本《极地营救》的：“作者在成功地编导《烈火金刚》并引领了中国电影红色经典改编风潮之后，又一次成功的探索，将灾难片的诸多元素揉和进主旋律影片的创作中，给主流电影提供了另一个崭新的创作模式，完美地解决了社会效果与经济收入的双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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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多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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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电影，您在影视剧创作方面也非常的高产，根据您的剧本拍成的电视剧总集数大概在200集左右，总字数约100万字。主要电视作品有《辩护律师》《灯火阑珊时》《红雪》《英雄无泪》《突围》《旧梦》《越过雨季》《为了神圣的公正》等。对您的影视作品最广泛的评价是：充满野性，极富个性。
　　江浩：这样的评价这只能说明在目前状态下，人们对个性仍旧抱着好奇旁观，甚至有点谈之变色。但是，我告诉你，对于艺术家来说，个性则是他们创作的最宝贵的生产力。艺术是需要个性的。艺术里的个性是哪来的呢？那就是有个性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一个艺术家面对大千世界，要学会保护自己的个性，坚守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样，你才会向人民献出高质量而又个性鲜明的艺术成品来。作家是有很多的，但是有个性的作家永远都是很少的。从古到今，历来都是如此。但我仅仅是一个有个性的作家，并不是有个性的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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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人，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正如有人对江浩的介绍一样：作家江浩，编剧江浩，导演江浩，猎人江浩……
　　江浩：不需那么多头衔，我只是个自由人。我热爱文学，文学创作贯穿我的生命至今；我酷爱书法，面壁十年去求真谛；我酷爱狩猎，保持着草原民族独有的传统操行；我酷爱养犬，不是为了时尚，而是求得原始的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我在我自己的田地里，独自经营，以一种自由状态让自己自得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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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基本上回顾、总结了您的创作生涯，说了这么多，请问你还记得您创作的起点吗？您的处女作是？
　　江浩：我的处女作是1978年发表在《吉林文艺》的《乌兰哈达上的红花》。发表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是桂未明，她后来是《萌芽》的副主编，“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发起人之一。她曾回忆说，当时她收到这篇作品后感到非常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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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讶于您当时在作品中所展露的锋芒？
　　江浩：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么多错别字的投稿！
　　因为当时的历史原因、家庭原因，前面谈到我只读到小学四年，后来一直在社会上流浪，直到社会青年改造时期，才继续自学，同时开始创作。可谓是从半个文盲，直接跨越到写作。若不是这位编辑不计较我的错字连篇，珍惜我所表露的一点文学天分，倾力提携文学后辈的话，也就没有后来的江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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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的确是一位独具慧眼的编辑。
　　江浩：是的。后来我们也建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与合作。眼下我正在筹备的工作就与她、她的家世有关。我最近受上海国家安全局委托，为已故的红色间谍夫妻杜宣、叶露茜筹备长篇纪实性传记、回忆文集，也许还将拍摄成纪录片或者电影。我的这位伯乐——桂未明，也受邀参与此项工作，因为她正是杜宣、叶露茜夫妇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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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在影视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呢？
　　江浩：讲实话我已经走过了创作高峰期，不可能做到像以前一样多产，也不再将多产作为自己的创作目标之一了。不追求多产，但追求极致。所以目前有投资人就杜宣、叶露茜的这一文化项目表达了投拍意向，我都积极接洽、联系。一方面是希望将自己研究到极致的资料运用、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是希望将这两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红色间谍的生平事略宣扬到极致，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还有这样一群人，为红色事业奉献一生，却又为红色事业一生埋名。我想一个作家，应该能够看到历史的、社会的、人性的盲区，并将其曝露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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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期待您的文学作品能够再创一个传奇。
　　江浩：文学界将我概括为“传奇作家”，可见我一生经历之离奇。我想我的下一部作品将是我的自传，我对一生的回忆，我对过往岁月的回忆，我对人的回忆。我将对自己的曾经有过的无耻高尚直率狡诈有义无情统统都做一次裸体梳理，也对曾经侮辱歧视打击我的同行者旁观人进行规劝！总之，我会将我的高尚和龌龊摆在阳光下，让上帝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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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读者期待您的回忆录早日问世。
　　江浩：谢谢你的赏识！
　　访者手札
　　许多年前，当他混迹于一群草原流浪者中间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孱弱而又充满野性的少年会成为全国知名的一级作家。许多年以后，当这位踌躇满志的中年作家以其骄人的成绩给家乡带来自豪，成为家乡人的骄傲时，曾引起多少感慨和赞叹。这就是跨越文坛和影视两大艺苑的满族作家、导演、编剧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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