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我写过一篇《记台北拜谒（毛公鼎）》的小文，开启了与《毛公鼎》相识的序幕。但当时对此鼎铭文学习甚浅，体会不到其高妙之处，只能说是乍见“庐山真面目”。经过近段认真学、研一番，产生了“有眼不识泰山”的感觉。

将《毛公鼎》比喻成书法的“庐山”与“泰山”，说明了此鼎铭在我心中的高大位置。我初步浏览了手头的《中国篆书名帖精华》、《金文字帖》、《篆隶》（上海书画出版社）及一些学者名家的赏鉴文字，感到在青铜铭文佳品中，《毛公鼎》应居于一流位置，也许只有《散氏盘》与之难分伯仲。但《毛公鼎》是大篆正统、正宗的代表，竖长字形，细线条为主，呈现中规中矩；而《散氏盘》可作为奇古雅逸一派的代表，方正字，趋扁方，整体见纵逸潇散。不知能否这样去理解这两件千古之鼎、盘。

《毛公鼎》为西周宣王时的器铭，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铭文三十二行，共四百九十八字，为现已发现的先秦时代有铭青铜器中，字数最多者。此鼎出土后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几易其手，还差点被外国佬弄走，直到1946年，由最后一位收藏者、巨商陈永仁献于政府，拨归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收藏。现《毛公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鼎铸于周宣王中兴时期，其时国运昌平，一派熙和兴旺景象。从鼎之形制来看，其造型圆浑凝重，装饰简洁流畅，朴厚粗犷，实为青铜器中的罕有精品。铭文内容记述了宣王对毛公（鼎的主人）的赏诫，因此毛公郑重铸造了此鼎。从鼎铭亦可看出，当时著文者沉吟铺辞，文风恭谨扎实，写得详略得当。而书写者似心有所会，斟酌立意，一挥而就，书风刚柔相济，情调契合，书文同佳，珠联璧合。洋洋洒洒五百言巨制，犹如众星之棋罗，似四时之列序，呈现了书法艺术的大美，因此宝鼎身价倍增，成为奇珍贵器。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作品。商代伊始，始出现以甲骨文为框架的早期金文，演变至西周初年，新金文初步成型，中期、晚期继续渐进，至《毛公鼎》时金文已然成熟，成为继甲骨文后的一大书体。

《毛公鼎》铭文应为正宗金文的标志性、代表性作品。至西周中、晚期，一大批镌刻铭文的青铜器，一二百字乃至几百个字，应运顺势而生。《公毛鼎》以铭文字数最多列于金文之首。此器件简约大方，古朴厚重，实为鼎中之珍。当然耀眼争辉的铭文，更是十分了得，那圆浑而古朴的风格，开阔沉雄的气度，婉约畅达的笔致，圆融灵动的篆势，彰显名品风范，堪称金文书法一绝。

我心中由此产生大大的不解：先民们何以在古代就能遵循“立象以尽意”的艺术法则，以造型符号去演绎、图构书法，以至在王朝建立后的商周（尽管连王朝的更替年代也知之未祥），却已经形成了完整、系统的金文书法品类。虽然秦汉以后，金文渐行渐远，而隶草行楷相继或同期崛起，但直到今天，金文作为一个书法体，竟完美到无懈可击的程度，不得不佩服先民的智慧与勇气，为我们构建了如此气象万千的金文天地。尽管创建金文者其时主要为镌刻记事为主要目的，对能否成为艺术或许还懵懵懂懂吧！但今天看来，金文已毫无争议地进入到书法艺术的行列，足以让后学晚生萌发对先民的敬意。

《毛公鼎》的艺术之美，首先在于它脱离了甲骨文的造型，走出了岩画笔道线条的初级阶段，完成了从画形到写意、从简单到繁复、从低级到高级的书法构成之路，从全新的领域美化了方块字，具备了线条、结体、章法等艺术要素，形成了系统的金文艺术。其次，造型的玄秘与高妙。那一个个篆字，犹如一个个精灵魂魄附体，姿态万千，天趣呈现，或写意或写形或借代，无不恰到好处。再者，符合造书法度，不是臆测、臆造，更非随心所欲、胡编乱造，而是遵循艺术准则，合理适情，添加美的元素，循着先古书法足迹，一步步演变生成了此种书体。

学临《毛公鼎》铭文，领略古金文之美不胜收，学习其自由率意、恣意纵放的篆籀笔法，扩大书学视野，颇有好处。但由于草与篆皆有各自一套书写符号，篆书学习难以一下子奏效，需长期地潜心习练，日久当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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