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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郑和下西洋为什么没发现新大陆

郑和下西洋为时人和今人攻击的一个重点就是浪费钱财，没有任何经济上面的合理性，最典型的是明末笔记中记录的刘大夏的言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刘大夏的说法是否合理？让我们做一个细致的分析。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收入和支出的详细记录，今天已经无法找到了（甚至这样的记录可能根本不曾存在过），只能依据一些简介的资料进行大致的推算。明朝中后期，虽然已经不再向西洋派遣任何大型船队，但是却多次排线使节去琉球，其使命和性质与郑和下西洋几乎完全相同。幸运的是这些出使行动都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其中万历年间（1606年）夏子阳的记录尤为详尽。在出发前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夏给出了如下的信息：

“臣今次所带人员，通共三百九十一名。所支廪给、口粮、行粮，通共银二千三百五十八两六钱，与所造器械，通共银一千三百六十四两六钱八分。虽中间稍有更置损益，然总之就中通融，一如己卯(1579)旧数而已。盖备物、备官，各事其事，自是天朝相沿之体，而夥舵、缭椗、水梢各役，又船中之必不可减者，臣等固不得浮慕节省而轻汰之也。至於造船，査布政司旧册及旧题稿，上次共用银三千五十三两有奇，今次造船，皆臣等躬自稽査撙节，仅仅二千零三十二两而已。”

夏子阳的使团仅有391人，大大小于郑和使团巅峰时期两万六七千人的规模，但是由于性质相似，其花费的项目和数额应当具有很好的可比性。

夏子阳的著述

《使琉球录》

自序

皇上御历之二十八年，琉球中山王世子尚宁奏请袭封；时盖嗣位一纪矣。初以关白侵扰，海上戒严，故乞封稍缓；而会前闽抚臣代称「世子奉正朔、守封疆，关酋不能胁」，天子嘉其恭顺，数下礼臣议所使。题覆至再，最后从世子请，仍遣文臣二人往如令甲。於是，子阳以兵科右给事中充正使，而行人则王君士祯副之。癸卯三月，陛辞；入闽，治舟以行。凡三年，工始告竣；遂以丙午仲夏泛海。抵中山，诹吉册封。毕事而旋，报命且有日；乃采■〈遄，王代而〉使所纪，综以时变、质以周咨，稍修饰之以为录。录成，余宜有序。盖余於是役而益仰我皇上之明圣也。

先是，余等在闽，苦使舟不获就。适有讹言倭将为使事梗者，闽中二台臣虑损国威，欲请更成命。余谓奉命而出，海外具瞻；奈何「不信」示之，而使妄窥吾怯，其损国威更甚！疏上，天子主余议，趣守臣速为具舟毋掩！朝命已复饬毖内地不得阴通岛夷，生戎心；比使事往返，卒恃无虞。嗟乎！向非庙谟雄断、明见万里，则海上之舟几为道旁舍；余等踯躅进退，且贻秦、越者嗤矣！余又追忆畴昔关酋犯顺，蹂躏我朝鲜，一时掖垣典戎之臣率驰驱视师，倥偬无宁晷。琉球距日本咫尺尔，朝鲜失，则琉球亦难独存；我东南之地，且与夷逼，前所讹言将亦可为隐虑！赖国家赫声濯灵，倭奴遁迹，平壤敉宁。以故中山一弹丸区，戴天所覆，世世奉冠带，称为东海波臣；即余承乏兵垣，亦凭藉宠灵，万里作使，不以武饬而以文绥，大异畴昔驰驱倥偬状。遭际明盛，何幸如之！顷余驻中山时，倭舶卒至；余为约束从役，谨持天朝大体。倭卒敛戢不敢肆，至有避道窃观，啧啧汉官威仪；已复从使馆愿谒稽首而去，余甚异焉！夫琉球，不大於朝鲜也；中山世子，未变於曩日也。嗣位之初，倭为扰；受封之会，倭为艳。此其故，不在倭、不在琉球，而在我国家耳。夫惟天子恩威并畅、制驭得宜，即犬羊犹然帖服。安知海外殊域渐被声教而向慕文明，不以中山为前茅！而余列交戟下，且终藉国家无事之福，以伫观重译来王之盛；则斯役也，以昭明主、以表清时、以徵■〈谷宏〉化，亦载笔之一快也。故诸具录中者不叙，而叙余所快睹者历历如此。语有之：「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是惟今日哉！

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钦差兵科右给事中、今升工科都给事中玉山夏子阳谨序。

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国际法依据是什么？？

中国对钓鱼岛列屿拥有主权的依据：

中国针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依据，主要建立在地理、地质构造，历史、使用及法理。具体来说，体现在最早命名、最早使用、最早开发与管理等方面。中国长期以来命名、开发和使用及管理钓鱼岛列屿等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

（一）在命名方面

钓鱼岛列屿最早为我国人民所发现和命名，在15世纪我国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前后写成的《顺风相送》的“福建往琉球”条记中，首先提到了钓鱼屿等

岛屿，作为航路指标地之一。其相关内容为：“太武放洋，用甲寅针七更船，取乌丘……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用卯针，取赤坎屿……取古巴山、赤屿……。”

在18世纪以前，许多国际上的行为显示，在多数场合下，某国因发现某地，而主张得以取得对某地的主权。其后的国际法学者，则对发现的法律效果，加以限

制，认为只可以取得一种原始的权利（Inchoate

title），必须在合理期间内予以有效管辖，才能取得主权。[18]但无论如何，我国人民基于对钓鱼岛列屿的首先发现和命名，在国际法上应拥有某种权

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也就是说，明清使臣为查勘航线，校正针路，曾多次前往钓鱼屿，并且将这些岛屿用作通往琉球的航海标志，这在国际法上已构成一种原始的

权利。

（二）在使用方面

我国人民除册封使作为航路指标外，由于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人民对该列屿及附近水域的

使用，在过去数百年间，是司空见惯的事。主要为：第一，渔民捕鱼及避风。例如，日本台湾总督府编的《台湾之水产》（1915年）指出，我国台湾东北角的渔

民自古即在钓鱼岛水域捕鲤鱼或避风，已有长久的历史。1970年钓鱼岛事件爆发后，9月18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台湾渔民在“尖阁列岛”（即钓鱼岛列

屿）一带“侵犯领海”与“不法上陆”是“日常茶饭事”。日本明治23年（1890年）1月13日冲绳县知事上书日本内务大臣，要求在钓鱼台列屿上树立“国

标”的理由，是要“取缔”水产（即管理当地水产），可见当时已有人使用该列屿，而使用人一定是中国人，如是日本人或冲绳人，则何必去“取缔”。

（三）在地界方面

琉球王国与中国的边界自明代起便划分得很清楚。对于地方

香港验血男女怎么预约>分界，从中国方面看，地界是赤尾屿；从琉球方面看，地界是古米山（久米岛）。这在陈侃《使琉球录》（1534年，“古米山，乃属琉球者”。），郭汝霖《使

琉球录》（1561年，“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古米山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719年，古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

山。）三则史料中清楚记载着中、琉两国的地方分界。而中国和琉球王国的海域分界为，位于赤尾屿和古米山之间的黑水沟（即冲绳海槽）。这在郭汝霖《使琉球

录》、谢杰撰《琉球录》（1579年）、夏子阳《使琉球录》（1606年）、汪楫《使琉球杂录》（1683年）、周煌《琉球国志略》（1756年）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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