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与致用于右任书法的社会性
于右任（1879～1964）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书艺上，其碑体书法与标准草书两种书体的巅峰成就早为世人所公认，然而他并不只是纯粹的书法家，亦是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于右任的一生便是由这多重身份交织而成，而书法与诗文更可谓是其生命的写照，小至修身或亲友间酬赠的“小用”，乃至公益赈灾募款或提倡标准草书以强化国力的“大用”，皆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互动面向。
本文即以本次台北故宫“自然生姿态”展出作品为实例，着重说明于右任书法的社会性，引领读者从人际关系、书写物质等角度，来欣赏于右任作品之内涵；并了解他在面对亲疏不同的对象时，如何透过书法与之互动；又如何让书法成为其可运用的资源，在社会中发挥实际的影响力。
于右任书法的酬应面向出版物、招牌与匾额题署
求得名人字迹或者拥有其书法，在中国的文化脉络里确实是一种荣光。民国初年，当时30多岁的于右任已颇具社会名望，此段时间亦是他碑体书法形成的时期，上海书画会多次请于右任为出版物书写之题签，便是方折劲挺的碑体书法。出版社以直接复制其书迹与影印的方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藉由名人与好字为出版品的销售拉抬声势。通常《申报》元旦若有增刊，该版面多为向民众祝贺新年的工商广告，或由报社高层藉此机会向读者支持致谢。1928年增刊的报纸刊头，特由于右任以魏碑书法题写“申报元旦增刊”，旁边刻意保留“于右任”署款与“于”印图章，显然是强调书法本身出自名家之手的价值。
于右任书法深受时人的景仰与爱慕，亦可从华商书局刊印发行其作品一窥情况。在1930年，华商书局刊登一则预购《于右任墨宝》的广告：“是册悉为先生自择得意杰作，用珂罗版精印，以惠士林。凡爱慕先生妙墨者，知必争先预定也。”待此书正式出版，广告甚至指出该书收录于右任“扇画两页，殊为名贵。凡景仰于先生墨宝者，宜入手一篇”。虽然后来有文艺评论认为，这本书所收的作品皆为其外甥周伯敏代笔，但从这个现象，可略窥于右任书法在当时受欢迎的状况。
1931年就任监察院长后，于右任在书法上的酬应场合明显增加，求书者日众。今日传世所见碑体于书，多以这个时期的作品为主。名人墨宝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对于右任而言，其书法就如同报纸一样，具有传播能力，因此在考虑对象与身份后，如何选择适宜的内容便是重要的事情。藉由选句的抄录将书法艺术与文字的思想内容包裹在一起，如此便可以利用书写作为理念传递的工具，透过书法家的高社会能见度传播至每个角落。同年4月杭州举行全国运动大会，于右任影印50份孙文书“尚武楼”致赠，并亲自在下方题跋：“‘尚武楼’三字，为总理所书，赠中华武术会者。总理生平不习书，亦无暇习书，而其浑厚渊穆之气，自入于古，所谓人书俱高也。中华全国运动会开会于杭州，因从吴志青同志手，索来影印，以赠得胜者。尤愿总理之奋斗精神，普及全国也。十九年黄花冈纪念日于右任敬记。”（《申报》，1930年4月4日，第20480号，12版）
在黄花岗纪念日写下这番话，别有深意。于右任此处“浑厚渊穆”之气，可以联系到他与孙文对魏碑的评价，他们认为魏碑带有尚武的精神，这正是清末所欠缺的。因此之故，特以这三个字致赠全国运动大会，希望透过个人体魄之强健进而使国力强盛。于右任传世作品经常可以见到抄录总理遗训与孙文相关思想言论，它们应该肩负着宣扬理念的使命与期待。
从条幅、楹联管窥时局与人事
至于个人书法的应酬部分，则是取决于书家与对方熟识程度。于右任写给曾任立法委员的陈桂清（1901～1995）两件碑体时期作品，线条圆凝厚重，结体舒张，略带方扁，起收笔随势而至，不刻意经营，然笔画之间可以看到于右任运笔的灵活。《行书五言联》联文皆取自南朝梁的文学作品，上句出自江淹《杂体诗》的“自顾非杞梓，勉力在无逸”，下联出自《文选》的“推分得天和，矫性失至理”，旨在勉励自身努力不懈，并顺应本性以合于自然之道。另一件《行书》取自南朝宋羊欣（370～442）《采古来能书人名》，对东汉书法家张芝勤学练书的描写（图1）：“宏农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张芝被誉为草圣，擅长章草，又创今草，唐代张怀瓘《书断》描述其书写运笔随势而至，心手随变，已臻通达之境。于右任的选句，无论是江淹“勉力在无逸”，或是羊欣记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旨意在勉励有志于文艺者应持续不懈、勤加练习。于右任自己曾说学书的要旨在于“多读、多学、多临、多看”，并且在《写字歌》提出书写应“纯任自然”的观念。陈氏喜好书画，亦能书能绘，出版过《陈桂清画书诗选辑》。于右任应是知道陈氏钟情文艺，特别致赠这样的选句。

▲于右任，《行书》，台北故宫藏
此外，于右任也曾应《台湾新生报》社长李万居（1901～1966）之邀，为该报题写刊头（图2），并于来台后结识任职于该社的黄玉斋（1903～1975）。黄氏为台湾艋舺人，在厦门大学完成学业后，于上海法学院任教，曾任台湾新生报社丛书委员、台湾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台湾省文献会委员等职务。黄氏求学时受革命思潮影响，致力于南明史、台湾抗日史研究。于右任一生为革命奔走，选赠给黄玉斋的两件自抒之作，皆为感叹当下时局而发。一件为1950年双十节所书《草书黄花岗诗》：“黄花冈上有啼痕，白首于郎拜墓门；三十余年真一梦，凭阑不忍望中原。”此件虽为草书小品，但用笔、结字讲究，整体书写流畅自然，起收笔不作雕琢，而多有显露笔锋之处。原诗创作于前一年2月，于右任到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谒陵后，有感而作。来年，于右任便因时局变化来台。另一件为1951年书《草书七言联》（图3）：“地运百年随世转，帆船一叶与天争。”联文以草体夹杂行楷，笔画浑厚圆润，沉稳中有流转轻快的线条为调剂，结字狭长宽绰，为来台之初的书风表现。全作为1923年《过台湾海峡诗》：“激浪如闻诉不平，何人切齿复谭兵；云埋台岛遗民泪，雨湿神州故国情。地运百年随世转，帆船一叶与天争；当年壮志今安在，白发新添四五茎。”选录的内容对志于革命的同道来说，具相互勉励之意。

▲于右任题写《台湾新生报》刊头大字。图片来源/林宛儒

▲于右任，《草书七言联》，1951，台北故宫藏
并非所有受书者都能清楚追寻出与于右任交往的关系，例如总统府移拨的《草书五言联》。此联原悬挂于总统府介寿堂，联文为：“沧海波全定，神州日再中。”内容出自丘逢甲（1864～1912）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89）所作《戊戌元旦试笔》一诗，表达对当时清德宗（1875～1908在位）变法图强的期待。这件作品未系上款，结字稳固均衡，点画间多见宿墨晕开的表现，增添整体圆润浑厚的效果，是于右任70岁时期的佳作。联文内容对于执政者表示期待，若以此作原本所在地总统府来考虑，显得相当合情合理。传世亦可见到数件书写相同内容的五言联，落款的对象皆异，显然难以从内容来划分受书者的属性。
在多数的应酬活动中，于右任不见得都能透过选句与受书者互动。1931年1月，于右任结束陕西赈灾事务的视察，搭火车至徐州，“抵徐后，在车上为地方各报题字，精神甚佳。有其女公子及秘书等随行”。在这样的情境中，于右任的书写相对属于比较被动的角色。在台湾，这类由于右任为各公私机构题写匾额、招牌、楹联的例子甚多，许多至今仍沿用。
面对不清楚的对象与场合，书写“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来赠送，似乎是于右任认为既能快速圆满完成，又能藉以宣达自己重要理念的内容。他在1963年的日记中提到：“今天为马来西亚来访议员每人送‘为万事开太平’一单条。要扭转时局，实不容易，但不可不尽力。尽力自有扭转之日。”另亦有提到1948年，于右任竞选副总统时，相较于其他竞争对手以流水席宴请各地代表，他则是书写了近2000幅“为万世开太平”分赠给各地代表。在无法确知观众性质的情况下，这就是于右任的因应之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也正是他最深的期待，在三子于中令的回忆里，于右任经常题写此句，而受父亲影响最深的话语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也成功地烙印在时人对他的印象里，1964年，邮政总局发行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邮票，上面即选用了于右任所书“为万世开太平”。（图4）

▲1964年邮政总局发行“元老记者于右任”邮票，上面有于右任所书“为万世开太平”。
代笔人周伯敏
面对索字者，于右任几乎是来者不拒，他认为写字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运动，但每日要应付的写字量相当大，关于其代笔的说法亦不绝于途。20世纪30年代，《申报》就有两篇以笔名发表的文章，谈论当时政坛要人的代笔人问题。《党国当轴代笔人》称：“于右任喜于晚间寝前挥毫，潇洒脱俗，自成一家。其甥周伯敏摹仿逼似，几可乱真。（华商书局印行之于右任墨妙十之八九为周所书者）。”（《申报》1932年6月24日，第21269号，10版）；《几位党国显要的代笔人》称：“党国显要，长于书法的，颇不乏人，可是他们为了酬酢文字，求者纷纭，几于应接不遑。一时请人代笔，并非故意以伪乱真，或存心鱼目混珠……监察院长于右任氏，书法精工，饮誉海内外，近岁亦渑由其甥氏代笔。”（《申报》1937年8月4日，第23076号，16版）据与他亲近的友朋、下属指出，于右任赠字并不假手他人，然冒名写假字的例子在当时是有的。还提到于右任路见自己的假字招牌，甚至主动向店主表明愿意挥毫致赠一幅真迹的轶事。
书写的人际关系＆物质性
尽管普通酬应的书写占据于右任不少时间与精神，对于交情特别、关系非同一般的对象或是自己家人，无论在选句、笔墨、用纸等仍皆有其用心处，反映出他们之间特殊的互动关系。以下试举三例论之。
何应钦
何应钦（1889～1987），字敬之，祖籍贵州兴义，曾参与辛亥革命、北伐、抗战等战役，历任行政院长、陆军总司令等，并代表第二次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为陆军一级上将。
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起，于右任因与何应钦在国家政务的理念上相近，故彼此有相当密切的合作。这段时期，二人共同参与的会议或提案的内容几乎日日见报，如联名提案陕西、甘肃的赈灾拨款。此外，在广州与南京政府面临分裂崩解时，于右任与何应钦更是多方奔走联络，居中协调，以求得各派人马的合作团结。
于右任写给何应钦的作品，大抵都落在这段时期，其中有几张用纸亦相当特别。如书唐李中《春日作》的《行书五言联》：“乾坤一夕雨，草木万芳春。”约作于50岁前后，写在表面缜密而平滑的蜡笺上，由于涂布了蜡，墨汁难以渗入纸张纤维。在书家精湛的控笔能力下，线条仍维持一贯的圆厚质量，墨色的明显层次也让线条变得更加润泽立体，搭配开张的结构，视觉上显得极其厚重雄强。同样以碑体书法书写“禀生民之秀，赋正气而兴”的《行书五言联》（图5），则使用了砑花宣纸，两张纸皆以龙纹为底，在于右任书迹中较少见，为比较讲究的书写用纸。这件作品起笔、运笔都很讲究，然收笔方式比较特殊，为凝练厚重的线条营造出趣味与变化，增添了楷书书写的活泼感。于右任两件作品的选句，皆表达出有为者应给予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并贡献国家、强盛国力的期许之意。

▲于右任，《行书五言联》，台北故宫藏
还有两件内容录自倪瓒题画诗。一件纪年民国二十年（1931），全作以小字魏碑楷体抄写，为其用心致意之作，类似的作品在该时期较为少见。另一件民国于右任《行书》，用笔自然而不拘泥，结体阔绰舒展，字的大小与轻重也有所变化，没有一般楷书容易出现的呆板排列状况。全作点画线条较少北碑的刀刻趣味，比较多浑厚朴实感。于右任抄录倪瓒诗的传世作品不少，他曾表示欣赏“倪瓒的迂”，以自己所爱诗句赠送最重要的政治伙伴，显示出书家对受书者的相知与重视。于右任写给何应钦的这些作品中，无论在物质、文学或书法的层面上，莫不反映出两人非比寻常之关系。
王新衡
王新衡（1908～1987），字子常，世籍浙江慈溪，曾任立法委员，来台后从商，担任亚洲水泥董事长、远东纺织常务董事。王氏雅好文艺，每月与张大千、张学良、张羣等人轮流做东的聚会，自称“转转会”（图6），几位成员与于右任皆有文艺或政务上的互动合作，彼此互相熟识。

▲转转会成员之艺文聚会。从左至右：张羣、张大千、王新衡、张学良、徐雯波。
于右任赠王新衡的作品，分别书写于40、70、80岁时期，选用的纸张表面特别光滑细致，能清楚保留运笔动作的痕迹，展现书法家之功力。其中一件《行书》录清代叶昌炽（1849～1917）《藏书纪事诗》中所收的陆筠诗作。书写时结字与用笔较方扁，笔力雄健，质朴中带豪迈，保留较多的魏碑笔意。此作笔墨枯湿变化大，但是在于右任浑厚的线条处理下，视觉上颇为平衡，细细品味方能看出其中用心所在。这样的笔墨实验性质颇强，与于右任留给于彭的《行楷戎昱寄许炼师诗》有相近之处。第二件《草书》为王新衡选录明代僧人雪浪洪恩（1545～1608）《望亭饭僧作》诗中写景抒发闲适心情的部分（图7），雪浪为华严宗南方系法师，被誉为晚明第一诗僧。此诗为雪浪被迫离开大报恩寺居于望亭时所作，表达心净则望亭草庵即华严国土。全作写来从容不迫，匀整而圆润，墨色层次变化细腻，足见其运笔功力。第三件文字选录自《孟子・尽心》篇（于右任《草书》），取君子固守其分，不因穷达而进退失据之义。本幅结字阔绰疏朗，点画不拘成法，整体墨色较淡，顺着运笔的轨迹与提按顿挫，在纸张表面形成丰富的墨痕层次，与常见凝练圆润的用笔颇不相同，另有一番趣味。

▲于右任，《草书》，台北故宫藏
于彭
最值得一提的是台北故宫受赠的18件于氏家传珍贵书迹，乃由于右任次子于彭（1916～）所捐赠。于彭，字仲岑，曾任行政院参议、外交部大使等职务。在此之前，于彭已经陆续捐出几批作品给不同的典藏单位，而这18件是他认为质量最精良、最舍不得捐出的最后一批。据于彭回忆，这批书迹很多都是在完成他人索求的应酬之后，于右任书聊以自娱的作品，完全表达书家的情性与意趣。这批作品大多书写于洁白平整的玉版笺上，以20世纪30至50年代所书为多。据《行书李白夜泊牛渚怀古诗》纸张边缘红色印记，可辨认出此纸为上海大吉祥监制的加重玉版宣，证实过去提到于右任喜好使用这种纸张的说法。这类宣纸，洁白细腻，能让墨色表现层次分明，属于较讲究的书写用纸。这件作品约为50岁左右所书，钤盖较少见的“于思”印。“于思”一词见于《左传》，指胡须浓密的样貌，与其“髯翁”号意趣相同。全篇虽然运用许多行草笔法，仍带有浓厚的碑体气息，整体融合得十分自然，为其笔墨精良之作。
从书写的类型来看，这批作品也有传世相当少见的小字行楷作品与飞白较多的碑体书法，可以拓展对于右任书艺成就的认识。如《行楷诸葛武侯传节句》（图8）、《行书七言联》（图9）等作品，于右任以碑体书法为主，结字较宽扁，浑厚的笔画夹杂飞白的使用，却能尽量保持中锋用笔，使线条呈现一贯的厚度，让字体达到均衡的状态。唯有透过仔细观看，细细地品赏，方能体会书家匠心独运之处。民国二十一年（1932）《行楷铁琴铜剑楼书目节句》的字体则蜕掉更多碑体的面貌，线条匀称圆润，有一种铁线般的遒劲。这种不常见的笔法似乎带着试验性质，颇能与于彭指出这批作品多书以自娱的说法相吻合。

▲于右任，《行楷诸葛武侯传节句》，台北故宫藏

▲于右任，《行书七言联》，台北故宫藏
从一封写给于彭的家书“你年轻有力……现既留学，则应念国难严重，对自己学问要格外努力，更要要求有实用”，可以看到于右任对子辈的期许。这些家传之作除少数无落上款，大部分上款为亲属，以抄录修身治国及经世致用色彩较强的篇章为多，与一般所见较为不同，应可理解为对家人的勉励。
在于彭捐赠的作品里，有一件83岁所书的《行楷汉书节句》（图10），以十分少见的行楷抄录《倪宽赞》予于彭，颠覆一般对于右任晚年书风的认识。倪宽（？～公元前103年）为汉初著名经学家、政治家，出身贫困，努力学习而有机会为官，从政时能体国恤民，又兴修水利，影响深远。全作偶掺草书，亦不作连笔书写，墨色晕染自然，笔画镕铸了标准草书里可见的圆实线条，不露锋芒与圭角，完全不是一般所见的标准草书风格。这样的作品不仅扩充对于右任晚年书风的认识，亦使观众得以一窥其晚年的书学成就。

▲于右任，《行楷汉书节句》，1961，台北故宫藏
又如在76岁赠与其孙于建中的《行楷吕坤呻吟语》（图11），抄录晚明吕坤（1536～1618）《呻吟语》：“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吕坤此书有不少修身治国的精辟言论，希望藉此提出救国良方。全作行楷为主，夹杂草字，却显得自然融合。其中两组词汇“其心”“天下之”，出现五次，于右任克服重复性的难题，形成同中有异的趣味变化，反映出书家精湛的能力。

▲于右任，《行楷吕坤呻吟语》，1954，台北故宫藏
另有两件于右任书自抒诗作，上款“彭儿存之”，明显带有较强烈情感抒发的面向。一件是《草书辞斗口农场诗》：“万木参天起箭杨，玉屏飞翠护农场；余生誓墓知无日，白首依依去故乡。”1929年的陕西大饥荒，造成数百万人饿死，于右任以老家泾阳斗口村祖产为基础创办“斗口村农事试验场”，向农民传授农耕技术，并立嘱愿将农场捐出。1941年，他为前往甘肃、青海等地考察如何建设大西北，辞别农场，而作此诗。这件书写时间为来台前数月，当时大陆局势剧变，心里应是五味杂陈，用笔显得特别激昂。另一件为1931年所书《行书谒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坟诗》（图12）：“黄花冈前故人哭，料我今世再来不；余生莫遣神州恸，采得黄花已白头。招国魂兮思国殇，报国羞谒黄花冈；黄花满地天如晦，白首安能死战场。”诗作与书法约为同时完成。身为同盟会一员，于右任曾多次前往黄花岗悼谒，这一年时局动荡，先有宁粤分裂，后发生九一八事变。于右任此时为促成宁粤两派合作而奔走于两地之间，在此不安氛围下，诗作透露出格外沉重的心情。全篇行楷夹杂草书，结字宽博，笔墨精良，是此时期碑体书法佳作。

▲于右任，《行书谒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坟诗》，1931，台北故宫藏
于右任的传世书迹内容包罗万象，不仅因为他的古典文学涵养深厚，还因为作品富有改革理念，与时代脉动结合；加上他交游广阔，索书者众。这些书法的背后，原来都有丰富的情感交流、人际互动层面，一旦作品所在的社会脉络被改变，例如转手或者进入公私收藏机构，原本附加的社会讯息很容易随之佚失。观者最能接受到的信息，很大程度在于直接面对作品时对艺术造诣、风格表现的欣赏。但经由本文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于右任在面对背景相异与亲疏不同的各式应酬时，不仅对内容乃至笔墨纸张的选择皆有所考虑，而且不论是提倡标准草书、捐书法响应他人募捐还是自行义卖，都能看到他强烈“致用”的倾向。显然，于右任的书法，不管是社会性强的致用之书，或者是表达情性的自娱之书，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涵，留待后人细探、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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