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宋元是唐之后中国绘画史上又一灿烂辉煌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艺术发生了许多变化。皇家花院的创立、画学的兴办，士大夫绘画的兴起，以及艺术市场的初步发展等。这一时期山水、花鸟的成熟及地位的上升，取代了人物画的绝对地位。绘画的取向由“完备”走向了“表我意”的兴起，由重客体的描绘走向了主体意识的展示。
五代时期是中国再度分裂的年代，主要是以南唐和西蜀的绘画为引领，这和唐代安史之乱的分不开，中原画家逃往蜀地，开启了绘画的新篇章。统治阶层开办画院，延续了唐代的风格体系，同时衍生出新的意趣。在任务中有南唐画院的周文矩和顾闳中，他们在唐代的人物画基础上，在构思、立意上有了新的突破，如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如图1.1），屏中屏展示了前后三层空间，构思极为巧妙。而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如图1.2）通过屏风间隔画面，形成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混合，较魏晋时《女史箴图》中的文字间隔来说，手法的处理更为成熟，全画五个段落，由密到疏的，给人以更多遐想空间。山水中的荆关董巨奠定了中国南北山水画的新图式。北方的荆关直接影响到北宋三大家的山水画构图，南方董源、巨然的图式成为后世文人竞相“复古”的山水样式。黄筌与徐熙的花鸟画开启了后世院体与文人风格的新篇章。
宋代绘画呈现几个显著特点，职业画家活跃、宫廷绘画兴盛、士大夫绘画潮流的形成以及题材风格的多样化。首先是人物画，两宋的人物画呈现多种风格的综合，有承袭吴道子绘画题材的高益、绘画风格的武宗元等、文人意识参杂的李公麟的“白描”技法、由禅宗思想影响下的梁楷的减笔画、受世俗经济发展影响下的风俗画和具有现实借鉴意味的历史故事画，其中风俗画的发展尤为亮眼，不仅波及城市，还反映农村，映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两宋是作为中国山水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期，有受荆关影响下的范宽、李成、郭熙等，他们在五代的基础上，受格物致知理念的影响，将山水画的写实性往前大大推进一步，李成、范宽注重客观的描写，郭熙还能对四时景色进行准确的分辨，并编著《林泉高致》阐述自己的山水画理念，提出了“三远”、“可游可居之境”的艺术理念。其次，文人理论和山水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基本的绘画价值取向已基本形成。如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常形、常理”等理念对文人画影响甚大。米芾的《珊瑚帖》（如图1.3）是书画的实践，与其子所创的“米氏云山”不仅在笔墨技巧上有所贡献，也开创了文人画的新局面。再次，宫廷山水在唐代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从立意、构思、技法上都达到了大青绿山水画的最高峰，赵氏兄弟的山水画将色与墨巧妙结合，融入了文人的审美意趣，为院体山水画绘画开辟了新的道路。南宋院体山水以李唐的斧劈皴为始，开辟了简括新风尚，之后影响到马夏之流，马一角和夏半边突破了北宋的全景式构图，使得画面情景交融，富有诗意，是对传统山水画的发展和丰富。
两宋的花鸟画以宋徽宗的画院风格为代表，主要风格吸收了五代黄筌的精细之风。徽宗画院在前朝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改进，确立了绘画考试制度和评判标准，发达的绘画考试制度奖励，有助于控制意义的两个载体——主题和风格。主题上偏爱祥瑞题材的作品，如《瑞鹤图》（如图1.4），风格上要求是写实至真，细节毕现。在北宋中后期，文人花鸟绘画也形成了独立的体系，他们的作品状物言志，不拘泥于形似，爱画梅竹表达自己的高洁品格，形成了院体和职业画家不同的风格，代表人物有文同、郑思肖、赵孟坚等。此外，这时期的禅宗花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代表画家法常，以用笔肆意而形神兼备为特点，在当时不为重视，其作品大多流进日本，在日本掀起了较大的影响。
辽金的绘画呈现与中原地区不同的风格面貌，有少数塞外景色及生活情态的描绘作品流传于世，如胡環的《卓歇图》等，同时，墓葬艺术有《深山会棋图》，反映了死者及同时代人的洞仙信仰。而《秋林群鹿图》和《丹枫呦鹿图》，其风格采用重彩填染，形象动态极富变化，显示了契丹人崇拜“鹿神”，同时鹿与道教有关，意为长寿。
元代山水是中国文人发展的重要时期。元代前期的绘画主要体现在馆阁士大夫的绘画创作和理论上，同时，也有遗民画家，如龚开、钱选之流。钱选与赵孟頫的关于“士气”的讨论，显示了文人与职业画家在艺术上的沟壑愈加明显。钱选的绘画理念极大的影响了赵孟頫，赵孟頫虽作为南宋遗民，却入朝为官近四十载，在后世饱受诟病，特别是在古代“人品即画品”的艺术品评标准之下，直到明末才开始正视其艺术价值，在清初受到推崇。赵孟頫是作为馆阁士大夫的中心人物，影响到了高克恭、元四家等人。赵孟頫的艺术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提倡“古意”论，提倡继承唐与北宋绘画，反对宋代院画的过分追求形似和纤巧。如《秋郊饮马图》中的牧马人形象，源自于唐人的服饰与造型；《鹊华秋色图》打破了宋院画的精工细刻，人物、植物、房屋呈现夸张的比例构成，营造了一副世外桃源般的隐居之所。二是提倡“书画同源”，继承了自张彦远的书画同体同源，并在实践上确立了书画一体的方法。《秀石疏林图》（如图1.5）的提拔：“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为书画同源的实践指明了方法。高克恭与赵孟頫同朝为官，他的作品既融合米氏云山及董、巨的皴染法，又带有北方山水的图式，取得了南北兼容并蓄的画面效果。元四家或多或少受赵孟頫的影响，他们生活在元末动乱之际，以绘画作品直抒胸臆。黄公望是元四家的领军人物，其极力推崇董源，以淡墨为主，善画浅降山水。有学者认为，其后的倪瓒、王蒙的风格均脱胎于此。倪瓒在黄公望的风格上作减法，以“一江两岸”（如图1.6）的山水图式为代表，备受董其昌的推崇，其理论主张“自娱说”，对后世文人画创作有直接影响。王蒙是赵孟頫的外孙，有学者认为其在黄公望的风格上作加法，采用牛毛、解索皴来描绘细密的山体，虽繁密而富有生气。吴镇是元四家中善画《渔父图》，以渔父自喻，抒发自鸣高雅的情怀，是他生活理想的追求与写照。
五代宋元的书法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有所革新。杨凝式作为承唐启宋的重要人物，书法的布白、结体在前代的基础上更放松，对宋代书法“尚意”书风的开启有重要意义。宋代文人书法的兴起，更注重自我意趣的表达，书法和其他的文学形式结合的更紧密。其代表书家为宋四家，分为是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四人，引领了宋代书法的新风尚。另有赵佶自创“瘦金体”，笔画瘦直挺拔，顿挫分明。元代书法以赵孟頫为代表，他主张恢复晋唐书风，以复古为革新，推崇“二王”书法，“二王”书风一脉由成为书法发展的主流。但元代的书法却缺乏创新精神，面目上大同小异，缺乏鲜明的个性特色。
五代宋元的工艺美术呈现繁荣之势，宋代的陶瓷遍及各地，主要以青瓷和白瓷为主，另有黑窑、窑变等品种。官窑和民间窑口同步发展，窑口精品主要代表是五大名窑，分为是：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风格各异，制作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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